诈骗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扩张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因为受害者在大规模地损失金钱。这些损失不是附带结果，而是支撑诈骗中心、洗钱网络以及跨国诈骗整体基础设施的主要资本来源。若没有源源不绝的受害者资金流入，诈骗组织便无法运作园区、支付人员薪酬、进行跨境资金转移，或承受执法压力。强迫劳动与胁迫性招募，是在系统建立并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后才出现的手段，而非诈骗产业的起点。经济逻辑十分清楚：诈骗之所以规模化，是因为它能够创造收益，而这些收益几乎完全来自受害者。

然而，一旦诈骗资金完成转帐，受害者便迅速被排除在后续处理机制之外。即使同意是透过操纵与欺骗所制造，经授权的转帐仍被归类为「自愿行为」。金融机构与平台正是依据此分类来界定责任。尽管银行与交易平台对帐户持有人进行「认识你的客户」(KYC)审查，相关身分资讯仍受到保密规定保护，并不对受害者公开。这些制度塬意在于保障隐私与金融稳定，但其实际效果，是阻止受害者识别交易对手、追踪资金流向，或取得提起追偿所需的关键资讯。身分验证系统的设计目的，并非为了促成金钱返还。

这种排除直接带来法律后果。民事追偿必须具备可识别的被告，且该被告须实际控制资金并持有可供执行的资产。诈骗架构正是为了破坏这种对应关系而设计。与受害者联系的人并不拥有收款帐户;收款帐户的持有人——往往是所谓的「金流车手」——并不保留资金，通常也缺乏资产，对整体运作毫不知情。即使车手被逮捕或起诉，他们也无法返还从未持有的金钱。真正指挥资金流向的人，往往跨境运作，超出受害者所在地法院的管辖范围。实务上，几乎不存在可供提起有效民事诉讼的对象。民事救济并非失败，而是根本无法启动。

当执法机关介入时，资金的法律性质早已发生改变。诈骗所得迅速流经多个司法管辖区、帐户与资产形式，经常透过加密钱包、场外交易(OTC)经纪人与非正式流动性提供者，使任何清晰的所有权链条彻底消失。一旦资金被混合与转换，个别归属在法律上便无法证明。此时，资金被归类为「不可分配资产」。资产没收制度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而设计：当所有权无法重建时，透过将资金转入国家保管以确保其价值。这一程序合法、有序，且在各司法管辖区之间高度一致，但其制度设计本身即与个别受害者的返还相冲突。全球执法机构与多边组织的评估一致指出，跨境诈骗资金中，实际返还给受害者的比例长期低于百分之一。

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对银行、支付平台与数位资产交易所所施加的监管罚款。因合规缺失或监控不足而开出的罚金，金额往往高达数十亿。这些罚款承认制度层面的漏洞，却未处理受害者的实际损失。款项支付给政府，而非那些损失资金的人。受害者在这些和解或裁罚中没有法律地位、无法取得资金，也无权参与分配。私人损失透过监管程序被转化为公共收入。

无论是透过对犯罪网络的资产没收，或对银行与交易所施加的巨额罚款，结果始终一致：源自受害者损失的金钱最终由国家持有，而金钱返还在制度上始终缺席。

最终形成的是一种结构性失衡。受害者提供了支撑诈骗经济的资本，却在每一个解决阶段被排除在外。他们无法取得调查资讯，无法提起民事追偿，也无法从没收资产或罚款中受益。当资金因洗钱而无法返还时，便被国家吸收，而非重新导向补偿受害者。执法在行政上完成结案，但损失始终未被修复。

这种结构在政策讨论中制造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：要嘛资金能够返还给特定受害者，要嘛就必须归属国家。这并非不可避免。即使在个别归属已无法确认的情况下，类别式补偿依然可行。部分被没收的诈骗资金与监管罚款，完全可以被专款专用，用于支援同一类受害者——例如补偿基金、债务减免、法律协助与复塬支持。这类机制即使无法重建精确所有权，仍能承认并回应实质伤害。

诈骗受害者是全球金融体系中最被低估、最缺乏支援的弱势群体之一。羞愧、污名化与「个人过失」的叙事，压抑了通报意愿，也使受害者陷入孤立。将其损失视为私人错误而非公共伤害，只会进一步巩固诈骗经济的运作基础。只要返还仍被视为例外结果，而非制度目标，诈骗产业就不会消失。宣导与逮捕或许能干扰个别行动，但无法改变支撑整个系统的诱因：受害者损失仍然有利可图，而这些损失从未被返还。

以「返还」为核心重新思考反诈骗政策，并不需要完美的归属证明，而是承认一个现实：当金钱因洗钱而无法返还给个别受害者时，它不应自动归属国家。将部分没收与罚款所得重新导向受害者——即使是以集体方式，而非逐笔返还——才能使执法成果与实际伤害之间取得一致。在此之前，制度仍将有效地结案，却让那些为结果埋单的人持续被忽视。